捉谣记|网传朱征夫建议电视认罪要慎重 系2016年报道
2019.03.09
2019年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之际，一篇题为《政协委员朱征夫：嫌犯电视里认罪不等于真有罪》的报道在社交端传播。不过，捉谣记注意到，这篇文章由媒体发自2016年，实属典型的“旧闻新传”。
网传文章写道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，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要慎重。
“从法律上来说，如果没有证据佐证的话，在电视上认罪是不应该采信的。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和违背事实认罪。”
朱征夫认为，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，容易导致“舆论审判”，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审判，也不利于司法公正。
不过，捉谣记注意到，这实则是前述媒体在2016年两会期间报道，并非近日才发出。当时文章列举了朱征夫在两会上拟提的9条建议，并就“嫌疑人上电视认罪”、“言词证据”、“无罪判决”等做了具体解释。
相关资料显示，朱征夫现任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。据中新网报道，已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朱征夫提交过70多份提案，其中防止冤假错案、加重制售假处罚力度等涉及司法议题的提案引发热烈讨论。
2019年，朱征夫的提案重点关注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的法律适用等问题。他建议，要明确规定刑事案件二审应当以开庭审理为原则，严格限制不开庭审理的适用。
此外，朱征夫今年还准备了保护民营企业家司法权益的相关提案。
新京报2016年报道原文：
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呼吁，减少甚至取消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的做法
朱征夫 嫌犯电视里认罪不等于真有罪
2016年03月02日 星期三
昨晚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，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要慎重。
朱征夫认为，让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，容易导致“舆论审判”，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审判，也不利于司法公正。
这次，朱征夫参加两会，继续关注防止冤假错案，他一口气带来9条建议，均与此有关。
朱征夫今年两会拟提建议
1 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要慎重
2 严格言词证据的采信标准
3 降低非法证据排除的门槛
4 侦查机关不宜在案件判决前搞立功授奖
5 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
6 试行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
7 创造条件让法官敢于依法作无罪判决
8 少安排法官开会
9 适时批准联合国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》
[嫌疑人上电视认罪]
“让嫌疑人上电视认罪不利于司法公正”
新京报：今年你在提案中提到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的问题，你的观点是什么？
朱征夫：我的建议是别让嫌疑人上电视认罪。从法律上来说，如果没有证据佐证的话，在电视上认罪是不应该采信的。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会导致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和违背事实认罪。在法院判决之前，要避免整个社会把他们当做罪犯来对待，否则对他们不公平，万一法院后来判他们无罪呢？
新京报：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，算是口供吗？
朱征夫：算是。这种口供有证据效力，但单凭口供是不能证明当事人有罪的。
新京报：提出这个建议出于哪些考虑？
朱征夫：我比较关注有罪推定的现象，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，是对其进行有罪推定的一种形式。从我观察到的案件情况来看，上电视认罪有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，也有违背事实的情况。
新京报：从司法角度分析，让嫌疑人上电视认罪，会带来哪些不良后果？
朱征夫：这影响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实施，而且会干扰法官的审判。会使检察机关和审判受到侦查机关的压力，不利于检察院的独立审查起诉和法院的独立审判。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和司法公正。
新京报：从舆论角度讲，会有哪些不当之处？
朱征夫：容易导致“舆论审判”。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，再经过媒体报道、传播，就会误导公众认为嫌疑人就是有罪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证据不能支持，法院依法判无罪的压力就更大了。
辩说
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，并不等于真的认罪，更不等于真的有罪。嫌疑人失去人身自由后，在多种情况下，均可能违背其真实意思而上电视认罪。嫌疑人还可能因为不懂法律而误以为自己犯了罪，甚至可能有意替他人顶罪，所以只有认罪没有充分证据佐证，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。
[言词证据]
“试行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”
新京报：请具体讲一下严格言词证据采信标准的建议。
朱征夫：言词证据须有实物证据佐证才能采信。现行的证据制度太注重言词证据，单凭口供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就可以给犯罪嫌疑人定罪。而言词证据主观性强，客观性差，犯罪嫌疑人口供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也可能逼出来，诱出来。
新京报：能否举例说明。
朱征夫：比如说，在一起行贿受贿案件中，行贿人说自己送了钱，受贿人说自己收了钱，如果只靠言词证据就可以给他们定罪。但事实上，这种口供通过逼供、诱供、骗供等方式都可以得到。而且，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出现栽赃陷害的情况。所以说，一定要有实物证据佐证，仅仅依靠言词证据是很容易冤枉无辜的。
新京报：从司法机关的具体操作来看，这个建议应该如何落实？
朱征夫：侦查机关要轻口供甚至零口供，在采集证据的时候要合法，不能诱供、逼供、骗供。侦查机关在使用证据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各种印证，各种链条要能够咬得上，而不能靠推论。
新京报：现行制度是如何规避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的？
朱征夫：我们现在是全程录像，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人做手脚。我认为律师在场是最好的规避办法。
有个词叫做“宁纵毋枉”，我们要冒着宁愿某些案件不破的风险，也要保护好老百姓的权利，不能出现冤枉好人的情况。
注说
除了合法收集证据、严格使用证据之外，朱征夫还建议审讯的时候律师在场。法治比较健全国家很少有刑讯逼供，因为律师不来他们就没法儿审讯。但是我们国家没有律师在场权。为了防止刑讯逼供、诱供、骗供，建议在我国部分地区试行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。
[无罪判决]
“排除干预，让法官敢于作无罪判决”
新京报：你提出，要创造条件让法官敢于依法作无罪判决，能具体阐释一下吗？
朱征夫：我国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比例非常低。而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中明确规定：“证据不足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，应当作出证据不足、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”。
这么低的无罪判决率，违背了司法工作的常理，同时也意味着可能许多依法应当判无罪的案件被判了有罪。
新京报：无罪判决的比例偏低，原因何在？
朱征夫：一方面，法官在判案时会受到来自有关办案部门的压力，判了无罪，好像有关办案部门就办了错案，没有面子。
另一方面，法官同时还会受到被害人家属的压力，一些家属可能会去闹事，给当地政府造成维稳压力。另外，如果做出无罪判决，当前的社会情绪会让法官担心，被别人怀疑收了被告人的好处，或是与被告人有其他瓜葛。
新京报：怎么创造条件让法官敢于作无罪判决？
朱征夫：要保障法官职业的稳定和安全。法官一经任用后，非因法定事由、非经法定程序，不得被免职降职，也不得被随意调离原来的审判岗位。同时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好法官的人身安全，建立扎实有效的法官职业保障体系。
另外，还要完善主审法官、合议庭办案责任制，排除一切外部干预，真正实现由审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负责。社会和公众“无罪推定”、“疑罪从无”的法律意识也需要得到提高。
数说
资料显示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无罪判决率一般在5%左右，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无罪判决通常高达20%，香港地区的无罪判决率更是高达45%，但是最近十几年我国的无罪判决率一直低于1%，2014年的无罪判决率为0.066%。2015年各省法院报告的无罪判决率也少有超过0.1%的。
[律师与法官转行]
“两职业人员流动有利于相互理解”
新京报：去年，上海一位“千万律师”转行做法官，引发舆论广泛关注，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
朱征夫：我非常理解这位上海律师的选择。因为从一个法律职业人的角度来讲，法官是我们最终的职业归宿。
法官这个职业所带来的尊荣感，是其他法律人的职业所无法比拟的。在国外，有很多优秀的律师在做了很多年之后，都转行做了法官。
新京报：现在律师转行做法官的通道多吗？
朱征夫：不多。现在司法改革搞主任法官员额制，法院内部还有不少司法工作人员没有消化，等他们自己消化完之后，可能从社会上更多地公开遴选法官。
新京报：有律师转做法官了，也有不少法官和检察官转做律师，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职业之间的相互流动？
朱征夫：法律人的这种流动和选择是很正常的。他们转行做律师可能是因为工作太繁重，或者生活压力太大。但我认为还是职业志向起决定作用。
新京报：律师和法官两个职业的人员流动，对改善两者关系有何影响？
朱征夫：有好处。两个职业的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，相互尊重。
解说
在其他一些国家，很少有法官转行做律师。一般情况下是40岁以上的律师改行去做法官，做法官的门槛比做律师高得多，律师要有足够的经验才有可能成为法官。但我们国家法官相对年轻一些，大学生一毕业就可能去法院工作，锻炼几年后就可能做法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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